胡木英:团拜会始于延安,是毛的。毛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,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,人手一碗清茶,进行“团拜”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,是从1984年开始的,我们已经了30年。每年农历的年初,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,没有宴席,没有礼品,只有一碗清茶,不讲究排场,简单朴素。

　　3月3日,,胡木英接受采访。见习记者张摄

　　原标题：我们开团拜会，只有一碗清茶

　　“以习为总的举起了反四风、反腐倡廉和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旗帜，向弥漫多年的、向老虎苍蝇们开刀，动真格的了总之，这场斗争极为复杂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！”今年2月，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上，胡木英公开发言，支持的“反腐斗争”。

　　胡木英的发言，在网上引起一片议论声。因为延安儿女联谊会是一个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组织，这里面的人身份既普通又特殊。会长胡木英是国家工商总局的一名退休干部，她的另一个身份才引人注目：的秘书的女儿。

　　胡木英的这次发言，意味着什么？3月1日，齐鲁晚报记者走近胡木英，听她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延安，以及对这场“你死我活”斗争的看法。

　　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见习记者 张

　　谈反腐

　　与我接受的教育 完全格格不入

　　齐鲁晚报：在2月份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上，您提到支持习总反腐，呼吁红二代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。对这段话，社会上产生了很多版本的解读，有人说是上层，是不是？

　　胡木英(哈哈大笑)：其实我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《》。那次发言是我把大家平时的议论，和在会前征求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综合起来，然后由我起草而已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你们每年都搞团拜会？

　　胡木英：团拜会始于延安，是毛的。毛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，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，人手一碗清茶，进行“团拜”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，是从1984年开始的，我们已经了30年。每年农历的年初，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，没有宴席，没有礼品，只有一碗清茶，不讲究排场，简单朴素。

　　当时那段话的讲话现场，有不少人鼓掌。后来很多家网站转载。网民也有大量评价，有赞扬的，也有不少反对的，甚至过度解读的。

　　我说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，确实是针对社会上和红二代个别人的言行说的。现在有些人拿“”说事，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倒忙。对此，我有一句话，叫认清形势。我们一定要以习总为首的的政策和决定，深刻理解好形势的内涵所在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您所说的“认清形势”是什么？

　　胡木英：就是现在的主要任务。现在的形势相当复杂，习总要在这种形势下，采取有效的办法，集中打老虎拍苍蝇，我们应该集合社会各种力量支持中央做这样的事情。

　　我们之所以支持习总的“新政”，就是因为社会上的贪腐现象，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。总是有人说，习总的主张，对公务员队伍太狠心了。我听到以后很生气，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呢？这些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，并非突然出现的。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跑官行贿，后来越来越公开了，不知不觉间走到现在这一步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您为何对如此痛恨？

　　胡木英：，与我原先接受的全心全意的教育，完全格格不入。这种风气持续蔓延，延安就会渐渐，而党最核心、最得的东西，也会逐渐消失。

　　谈父亲

　　一封印象深刻的家书

　　齐鲁晚报：您一直在说传承延安，您所认为的延安是什么？

　　胡木英：首先是中国人的。主义是最宝贵的财富。

　　第二，父辈与老百姓深厚的天然感情。他们从老百姓中走出来，学了本事，长了知识，然后再老百姓，一切都在，所做所为都离不开他们。

　　第三是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的作风。做事要规规矩矩，要诚诚实实，表达最真实的想法，不要遮掩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说到延安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
　　胡木英：我记得是在1964年，我在外交学院被吸收为预备。当时常不容易的。为了积极，我在参加大学生挖运河锻炼时，因太过劳累，还患上了肾炎。为此，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，告诉我这不代表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一天终止奋斗，不求进步，你随时可以把自己降低为落后。

　　这是我们当时所受教育的一个缩影，父母亲给我们的思想，就是要全心全意，所以你要参加到这个的队伍中去。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您曾说传承延安，是延安儿女的责任？

　　胡木英：作为“红二代”的我们，理应承担起传承的历史。我们很少像其他孩子那样享受到父爱和母爱，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为流血了，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。所以从懂事起，我们就受到的熏陶，吃了很多苦，遭了很多难，因此也更坚强。同时这种延安，我们也体会得最深刻，有义务、有责任，当然也有能力去传承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你们是如何传承延安的？

　　胡木英：延安儿女联谊会平时会组织很多活动，一个月有好几场。比如优秀员的纪念活动、组织唱红歌、观看红色题材影片并座谈等。

　　最近正在拍一部关于延安儿女的文献纪录片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，是由140多位延安儿女，讲述他们自己及父辈们经历的故事，反映老一代人的坚定，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后代的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，历经7年时间，拍了这部32集的文献纪录资料片。

　　这部片子已经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查，我们今年考虑通过或影院等不同方式向社会公放。

　　谈传承

　　为拍纪录片 得找企业“化缘”

　　齐鲁晚报：那这些年，宣传延安的效果如何？

　　胡木英：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、演出、讲话、报告、报刊宣传、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，延安，延安文化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是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不少人曾对我说，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有谁听，何必呀？

　　齐鲁晚报：很多人不理解你们，是吗？

　　胡木英：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。在一次大会上，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言志诗《一个员的追求》，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；2013年春节，一次团拜会上，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，被人形容为“神经病”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那您为何还要去说？

　　胡木英：作为延安儿女，我们再不说，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，遇到过哪些困难？

　　胡木英：我们没有任何背景和支持，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，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。资金、场地、人员联系、影像拍摄和制作，处处都很困难，还特别繁琐。我们不断找企业“化缘”，但前提是，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。所以，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，能节约就节约，能省则省。

　　不过，岁月不饶人，“红二代”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，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，办事情更不方便。我们没有公车，都是坐公交、乘地铁，有的人光在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？

　　胡木英：就拿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，我们一遍遍地联系后代，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启动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的70万元资金，就是在银行系统的“红二代”帮助下解决的。

　　谈身份

　　我退休时只是个处长

　　齐鲁晚报：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？

　　胡木英：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。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，可能大家以为“红二代”肯定是，其实不然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，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？

　　胡木英：延安儿女中，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。虽然我们中间也有、富豪，但那是少数人。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。还有很多“红二代”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不可否认，在很多人眼中，“红二代”会有很多特殊待遇。

　　胡木英：这是想当然的认为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，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，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。从中学到大学，再到“”时下乡劳动，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。没有任何特殊待遇，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，床上都是跳蚤，打都打不完。

　　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延安、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“江山”，继承，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。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、工作，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这种“草根”身份，给你们带来了什么？

　　胡木英：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，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。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，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。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，让我受益匪浅，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。